玫瑰花儿香，
情深意又长。
她是泪水浇灌的花，
她是心的眷恋。
风刀霜剑无所惧，
留得芬芳在人间。
玫瑰花儿香，
情深意又长。
她是鲜血染红的花，
她是情的梦幻。
待到春来再相聚，
愿君珍爱一世长。
在东平县城较为繁华的大众路口。一座高大的砖房像鹤立鸡群般的屹立在西口，屋前分别竖立着四根雕花大圆柱。凸出的墙面上横挂着一面木质浮雕的大字匾，上书“和平戏院”四个镀金的大字。这就是昔日每逢佳节，热闹非凡的和平戏院了。
戏院的大门紧闭着，门上贴满了各种标语和大字报。标题为：“抵制反动权威，推行革命戏曲：”的大字报贴在大门的正中，十分显眼。
李贵缓慢地开着拖拉机，避闪那过往的游行队伍，小心翼翼地把车停靠在戏院门前。在此等候的蒋宣委，挪动那胖得圆球似的身子，近前训斥着李贵：“你这浑小子，怎么搞的？害我在此等了半个钟头。”
李贵急忙陪着笑脸，小心应付道：“我去送货，供销社的人不在店里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熟人把货交结了。所以晚了些时候，实在是对不起蒋宣委。对不起，要你久等了。”
蒋宣委摆摆手，不耐烦地对李贵说：“快点跟我进去找人吧，我下午还要回公社参加重要会议。”
蒋宣委带着李贵别过大门，绕向右边的矮门走去。门口站着一个臂带红色袖套的岗哨。待蒋宣委亮出证件和介绍信之后，门卫领着他俩来到一排低矮的宿舍。只见那宿舍尽头的两户门口，堆放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物件。行李后旁的房门紧锁着，还在房门与门框处贴上了三道封条。屋檐下站立着五个人；三老两少，三男二女。他们一个个都耷拉着脑袋，一副诚惶诚恐的神态。
门卫告诉蒋宣委和李贵：“下放到塔山去的，就是他们两户人家。一共五个人。具体情況我也不清楚，出门的时候，值班室有人交给你们这两户人员的档案资料。你们快开车进来，装上他们的行李，把人带走吧。”
忙乱一阵后，人和行李都已弄上了拖拉机的车厢里。蒋宣委交代李贵几句后，径自头也不回地走远了。
李贵翻看着蒋宣委交给他的档案，打量着车上的几个人。心想；那位穿着花格上衣，头顶上盘着乌黑的长辨子，生就白净面胧，眼似丹凤、眉若柳叶、鼻如悬胆、嘴角有些微翘，身段十分苗条的漂亮女子，一定就是谭香玫姑娘了。而挨着香玫身边的那位留着三、七分头的长发青年，他是国字型脸庞、双眼有神、高大英俊的白面书生，那人肯定是肖晖。
李贵眼看他俩如此依偎在一起，心中涌动一股莫名的酸楚。
李贵开着拖拉机出了县城，一路返程。待到夕阳西坠的时候，终于又离开县级公路，拐进了塔山那条弯弯曲曲的土道上。
一路走来，大家沉默了半天，人人都哑口无言。任凭那柴油机刺耳的啪哒声响彻云霄。
车上的香玫突然捂着肚子，开口叫嚷起来：“师傅，师傅。开车的师傅，请你停停车！”
李贵闻声，一脚踩下刹车，停住了车子。他回头看看香玫，有些激动地讨好说：“你这位仙女似的小妹子，管我叫师傅，我听着好高兴。我是塔山大队的民兵营长，名叫李贵。平日里，只听他们叫我李营长或是李司机，很少听到有人叫我师傅的。你这位妹子说话的声音，真的是比唱歌还要好听。”
香玫听了李贵说的献睸话，不禁一笑，脸上露出一对甜美的小酒窝。
待车子停稳后，香玫拉了拉肖晖的衣角，轻声说：“肖晖哥，陪我下车，我要急着去大便。忍耐很久了，实在难受。”
说完这话，香玫红着桃花似的小脸蛋。她见肖晖还在犹豫，又嗔怒地瞪他一眼。急着说：“快点吧！别磨蹭。”
望见香玫起身抓着车厢后板，已转身正欲抬腿下去。但是，脚刚伸出车外便又缩了回来。肖晖见状，只好近前拉着她的手，把她放下车来。肖晖自己随即跳下车，远远的跟在香玫后面。
说起肖晖和香玫这一对表兄妹，还真是青梅竹马、情投意合的特别相好。香玫的母亲肖红娟是肖晖的亲姑妈，她和肖晖的父亲肖正华兄妹俩人，双双从戏剧学院毕业后，又同时被招入和平戏院从事演艺工作。当时，肖红娟年轻美貌，演技高超。她在剧团红极一时，后来与担任导演的谭国栋结婚生下了香玫。
肖晖和香玫从小志趣相投，又在戏院里一起长大，相好得如同一个人似的。
肖晖的父亲是和平剧团的团长。只为主张排练传统剧目《刘海戏金蟾》那部戏，因而遭受质疑。恰逢革命的风口浪尖，被那野心勃勃的副团长乘机告了黑状。将之定罪为宣扬牛鬼蛇神，影射革命样板戏的罪魁祸首。落得与导演谭国栋同时被造反派打成右派，戴上了反动权威的高帽子。
肖晖的母亲就在那次批斗大会上，心脏病突发而惨死在造反派的批斗会场。
“香妹子！”这是肖晖对表妹的妮称，也是亲友对香玫叫唤的乳名。过了一阵还不见香玫回转，肖晖心急地呼喊：“别走远了，快些回来，还得趁早赶路呀！”
待香玫上得车来，天色己暗。走不多远，拖拉机就亮起了灯光。车子歪歪扭扭的颠簸了半个钟头，总算在一棵古树下嘎然而止。这条能通车的土路已到尽头了。黑影中剩下的，便是三条分岔的羊肠小道。
李贵跳下车来，他从车上拿出手电筒，往车上照着开口说：“前面就得走路了，都快下车吧。我陪着你们去塔山寺的经济场先住下，明天到场部去报到听候安排。”
待人们下车之后，李贵讨好地帮着提了一袋鼓鼓的大行李，亮着手电屁颠屁颠地走在最前面。其它五人尾随身后，踉踉跄跄地走向塔山寺。
穿过拱圆的寺门，在场长刘德厚的带动下，有几位热心的人也纷纷出屋招乎，并给这两户远道而来的新人送来了搭铺的木板和稻草。一阵忙乱之后，肖晖及香玫他们胡乱地吃了些带来的干粮，各自都疲惫地歇息了。
一夜无话。次日拂晓，忽听得口哨阵阵吹响。随即有人高声喊道：“准备出工了，今天照旧是全体劳力都去挖红茹。”
这位催促人们出工的，就是治保主任、也是经济场的场长刘德厚。他不在这里常住，遇事不回家就在场部将就一晚。这段时间，他忙于安排抢收红茹，已有多日不曾归家了。
场长喊完一阵之后，从上殿的大队部抬腿走下那十八步踏级，来到了下殿大堂的角落。他随手在一堆工具中拿了两把锄头，穿过天井的过道直达右边的那排耳房。只见昨晚刚到的两户人家都列队向他迎来，走在前面的是香玫一家子。
香玫的父亲习惯性地摸了摸脱得半裸的秃头，拖着病殃殃的身子，躬身对刘场长自我介绍道：“刘场长你好！我叫谭国栋，身后是我的老婆肖红娟和女儿谭香玫。下放到你们塔山来接受劳动改造，请你多作批评教育。”
肖晖和父亲肖正华也接着向刘场长作了祥细的交代。
刘场长轻轻地拍了拍谭国栋那干瘦的肩头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们都是文化人，都是搞艺术的能人。如今下放到这个偏远贫穷的小山村，跟着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田种地，难免有苦头吃了！幸好我们考虑到住房和菜地问题不便解决，所以就把你们下放到经济场来进行改造。我们这个经济场是统一出工，集体开餐的。在这里不但吃住不花钱，而且毎月每人还补助五块钱。比较下放到生产队的人来说，你们算得是幸运的人了。”
刘场长把手中的锄头交给肖晖和香玫，告知他们：“两个孩子年青力壮，跟着大家去挖红茹；谭国栋体弱有病，原来放羊的王老伯昨天突然瘫痪了，你就替他去放牧山羊；经济场从此增了人，近来宣传队也在场部吃饭，厨房人手短缺，肖红娟就去帮厨；剩下的肖正华，你去养殖组帮着剁猪草。就是把茹藤剁碎，留存日后用作猪饲料。现在，各自遵照安排出工去吧！”
听了刘场长对他们如此关照，谭、肖两家都感激得快要流下泪来。